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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21点击量:898
金刻羽在2023年4月10日于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文章,引发了大西洋两岸的广泛讨论。她的核心观点非常直接,也充满挑战:美国在打压中国的技术升级方面走错了方向。如果美国真心希望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最好的方式应该是降低关税,放宽技术出口管制,将中国重新固定在“世界工厂”的角色中。这番话的意义之所以受到关注,关键在于说话人的身份和背景。金刻羽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专注于中国产业变革和宏观经济研究。她的父亲金立群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首任行长,曾长期在国际金融机构工作。这样独特的家庭背景使她能够在西方学术界与欧美精英进行深刻对话,同时,她对中国经济的内部运作也有着直接的观察。这种跨越东西方的视角,使得她的分析不容忽视。
金刻羽文章中的分析,触及到了华盛顿的痛点。从2018年开始,美国对中国的第一轮关税政策实施,至今已过去八年。美国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打压手段:从关税、芯片管制到设备出口限制,再到投资审查,工具清单不断扩大。但回顾过去几年的效果,数据显得格外刺眼。今年2月,路透社的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的货物贸易逆差可能达到1.24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关税增多,但逆差却未见减少,这笔账怎么看都算不过去。
更令华盛顿感到不安的是,逆差的流向发生了变化。虽然对中国的货物逆差有所下降,但美国对墨西哥、越南、台湾地区、泰国和印度的逆差却大幅上升。进口商品并未回流到美国本土工厂,而是通过改变原产地标识,继续流入美国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关税似乎只是在调整商品流向,整体的进出口数量并没有减少,更多的是将水从一条管道导入另一条管道,实际总量没有改变。
金刻羽在此提出的解决方案,很有逻辑性。她认为,高关税和技术封锁迫使中国将资源集中投入到核心技术的攻关,这实际上为中国的战略聚焦提供了外部的压力。因此,她建议美国反其道而行,用低关税维持中国依赖于出口代工的路径,同时通过开放技术出口,削弱中国自主替代技术的紧迫感。她的想法非常精妙,表面上看似在“放松”政策,实则仍然在不知不觉中将中国按在原地,不让其真正突破。
这一思路让人不禁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手段。当时,美国通过广场协议压低日元汇率,限制日本芯片的出口份额,并通过市场开放谈判迫使日本打开国内市场。经过一系列压力施加后,日本经济在九十年代陷入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那时美国的战略可谓是“精准打击”,取得了明显的胜利。然而,中国与当时的日本存在根本的不同。日本是美国安全同盟体系的成员,其军事和外交高度依赖于美国,面对经济施压几乎没有反抗的空间。而中国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战略意图的大国,中国并不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在外部压力面前束手无策。将日本的经验直接套用到中国身上,显然是行不通的。
金刻羽的方案有一个深层次的盲点:她过于简单地将中国产业升级的动力归结为外部压力的副产品。她似乎认为,只要美国稍微放松一些压力,中国就会心甘情愿地继续保持在原地,只做“代工”,继续制造iPhone和运动鞋。然而,这种假设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即便没有美国的压力,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是内在需求的驱动。
更为显著的是,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过去依赖廉价劳动力驱动的生产模式已经走到了瓶颈。这不是美国关税能阻止的,而是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自动化、智能制造、机器人替代,这些技术进步并非为了应对外部的关税压力,而是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的“刚性需求”。看看投入端的数据就明白了。2023年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25年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将超过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2.8%。近四万亿的资金将源源不断地流入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这样的投入一旦形成惯性,就像一列加速的重载列车,不会因为外部压力的变化而停下。
人工智能领域的变化尤为突出。今年3月,路透社报道称,阿里巴巴的Qwen系列开源模型的全球累计下载量已超过Meta的Llama,约八成美国AI初创公司正在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当一个对手开发的技术工具已经成为你自己创业生态的基础设施时,所谓的“封锁”政策变得愈发荒谬。再看芯片战线,中国的进展也不可小觑。在层层封锁下,华为推出了搭载国产先进芯片的Mate 60 Pro,这表明中国在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环节的能力正在逐步提高。虽然与世界顶尖水平还有差距,但“被永久封锁”的预期已经开始不成立。
新能源领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比亚迪的全球销量预计将在2024年超越特斯拉,中国电动车品牌在东南亚、中东、拉美和欧洲等地逐步展开市场攻势。其背后依靠的正是电池技术和多年来的垂直整合经验。即使美国全面撤销关税,比亚迪也不会因此改变战略方向。它早已脱离了低端代工的路径,没有任何理由回到过去。 金刻羽的方案还有一个未曾详细探讨的致命问题,那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到了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时,针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已成为国会两党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提议降关税、放开技术出口的任何人都会被迅速“炮轰”,而且在选举氛围下,任何有关放松对华压力的政策几乎没有可行性。 从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来看,华盛顿的计划也并不像它预想的那样顺利。路透社近日报道了一家东莞电子制造企业的情况:客户要求将产能外迁,但东南亚地区的替代产能在质量管控和供应链建设方面远未达到美国的标准。这表明,供应链并非可以随便拆卸后轻松迁移,重新布局的成本远高于预期。 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金刻羽触及的核心问题并非单纯的关税政策,而是一个更加深远的战略假设:美国是否仍有能力通过调整政策来主导中国的产业走向?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成功,是因为日本在安全同盟的框架下,经济和外交依赖美国,因此几乎没有反抗的空间。而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庞大内需市场、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动力来自于人口结构转型的刚性需求、内需市场的广阔空间,以及多年来持续的产业投入。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依旧能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金刻羽的判断确实有其合理之处,数据和逻辑上也非常严密,触及到了华盛顿政策的软肋。然而,她提出的反向政策,依赖于一个越来越不成立的假设:即中国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被外部因素操控。如果真是如此,全球大国之间的竞争也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博弈和对抗。美国对中国施压多年,却逐步意识到,天花板的高度并非它能轻易定义。而中国的战略意志,正是在一次次的压力中逐步强化,渐渐脱离了外部影响的控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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